二二八紀念日特載》被詛咒的台灣

二二八紀念日特載》被詛咒的台灣

在事件陰影成長起來的我這世代,曾錯覺地以為跨世紀的政黨開春,必將攜來歷史的曙光。然而,被詛咒的台灣並未因此而除魅,反而在新政權成立後,再度遭到另一次的歷史詛咒……舊政權的舊思維,相當完好地保存在新政權的體制。只是在政治語言上出現些微差異,譬如說,以「本土」取代「反共」……

六十歲,想必是生命一個時間的峰頂。終於到達頂端時,不禁揣想是否還有另一座高峰等待挑戰?年輕時期,看不到自己的四十歲。當時血氣方剛,已把四十歲視為蒼老的象徵,忍不住臆想跨越中年後會是怎樣的心情。四十歲年代急馳而過,才頓然覺悟歲月不再是等待;凡屬等待,都注定加速流逝。憧憬已不容憧憬,時間押著我必須勇於追求,而追求並不意謂實現。

從前的許多未知,現在已都揭開謎底。一度以為是美好的,最後得到的答案卻是千瘡百孔。曾經覺得是不可能到手,有時竟在峰迴路轉的盡頭容許我擷取。旅途曲折,前景難卜,完全不可理喻。現在看得比較明白的是,我的六十歲是以殘缺的形式完成。

我的殘缺,不必是個人的,有一部分應該是與整個時代環境相關。畢竟到達峰頂的不只是我,二二八事件今年已滿六十周年,而鄉土文學論戰也已屆三十周年。前者發生在我生命的開端,後者則點燃於我生命的中途,都同樣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與情感。過了那麼長久之後,兩個事件似乎還未獲得確切的歷史定位。有時我不免會懷疑,究竟是這個島嶼從未有足夠的智慧,或是這小小的土地遭到天譴,似乎永遠難以掙脫歷史的詛咒。每當回溯二二八事件,族群議題就重新激盪。每當談及鄉土文學論戰,統獨議題就再度燃燒。

和平若沒有降臨,紀念碑、討論會便失去真實意義

接近和平紀念日的每年這個時刻,我的內心就會怔忡不安。在這個莊嚴的日子,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追求和平?又有多少人是誠心在紀念?十餘年來,幾乎每個重要城市都建立巍峨的紀念碑,有多少人抱著肅穆心情去瞻仰,我頗覺懷疑。瞻仰之後,有否生出羞愧或寬恕,我也不敢確定。曾經遭到封鎖的史料已都次第開放,但是真正去閱讀翻查者,可能少之又少。有關事件的學術討論會召開不計其數,有沒有獲得真相,有沒有創造和平,顯然從未出現確切的答案。

和平紀念日是為了記取曾經損害的慘痛歷史,更重要的是應該讓生存在島上的所有住民感到祥和與平靜。但事實上,族群衝突的問題,隨著政治理念的區隔卻越演越烈。和平紀念碑的矗立已形同虛設,學術論文的真相也形同虛構。和平若是沒有降臨,紀念碑、討論會便失去真實意義。

他們禮貌地重複「可以原諒,不可忘記」的陳腔濫調

使我感到惶惑的,還不止於此。國定紀念日的這天,國家元首與政治領袖,在輝煌的紀念儀式從不缺席。他們禮貌地重複「可以原諒,不可忘記」的陳腔濫調,然後昭告社會他們追求事件真相的決心。語氣非常誠懇,姿態極其謙遜。他們不會忘記提醒島上住民,要相互尊重,族群融合。每年聽到這樣的官式語言,總是感到痛心,甚至從內心深處產生強烈的恐懼。他們選擇在這天講了許多他們不應該講的話,那些語言與他們的身段人格完全不能匹配。我幾乎可以預見,這些禮貌性、儀式性的演講,用完即丟。第二天他們又搖身變成食人族,四處去獵取選票。凡是能爭取選票的任何手段,他們都樂於嘗試。甚至驅使族群對立,也在所不惜。

沒有和平沒有紀念的和平紀念日,對我六十年的生命已構成絕對的諷刺與傷害。在事件陰影成長起來的我這世代,曾錯覺地以為跨世紀的政黨開春,必將攜來歷史的曙光。然而,被詛咒的台灣並未因此而除魅,反而在新政權成立後,再度遭到另一次的歷史詛咒。挾著「轉型正義」的神聖使命,把所有的政治錯誤都歸咎給舊政權,卻未見新政權帶來全新的改革。自1970年代多少民主運動者累積起來的理想,在新世紀都毀在自命台灣之子的手上。舊政權的舊思維,相當完好地保存在新政權的體制。只是在政治語言上出現些微差異,譬如說,以「本土」取代「反共」。

變調的反省,甚至還會創造另一次歷史夢魘

轉型正義最簡單的解釋,是指威權體制結束,民主開放的政府如何恰當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正義議題,例如特務制度、黨產問題、白色恐怖、冤獄假案。這些重大議題必須嚴肅處理,範圍與定義也必須相當明確,並非凡屬舊政權都是不正義。舊政權的公務人員,絕對不可全部劃歸不正義的一部分。然而,二十一世紀的新政權在這個問題上,自始就模糊不清。事實已經證明,新政權從事的改革,是一種選擇性的轉型正義。對己有利的舊制度,悉數予以保留。對己不利的,則不論好壞,一律剷除。

更使人不安的是,新執政者往往以道德審判者的姿態出現。這種策略,為的是使一般百姓難以窺探執政者的人格真相。二二八歷史問題的處理方式,就有這樣的意味。只要把蔣介石、蔣經國塑造成罪不可赦的統治者,就立即反襯新執政者的成分良好。只要把威權時代的歷史全盤否定,就能彰顯新執政者的開創格局。彷彿台灣之子無須做任何改革的努力,便可天縱英明地扮演「正義使者」的角色。變調的反省,無法從歷史錯誤獲得糾正,甚至還會創造另一次歷史夢魘。在邁向六十歲峰頂的前夜,我見證許多奇怪的似是而非的論調。台灣之子深陷政治危機之際,有一種思維方式是這樣的:為了對抗藍色陣營,所以不得不力挺阿扁;為了對抗中國威脅,所以有必要支持綠色執政。還有另一種思維方式,則是訴諸悲情與自卑的情緒:外省人看不起台灣人執政,或者說「親中媒體」輕視台灣人總統。這種思考邏輯,全然建立在「中國威脅論」與「對抗藍色論」之上,同時也建立在自卑感與敗北感之上,台灣歷史的主體性就徹底遭到放逐了。

本土至上論,在二十一世紀綠色執政時期,已經昇華成最高的道德

我在事件的四十周年跨入中年時期,就已不斷聽到本土論述再三強調台灣文化主體的重建。到達六十歲的今年,又開始聽到「轉型正義」概念的提出。我從未見到有人細緻而深刻地為文化主體性建立具體的實踐內容。比較懶惰的說法就是認為本土政權建立起來,台灣文化主體就跟著確立。凡是屬於本土的,就必須全力維護。本土至上論,在二十一世紀綠色執政時期,已經昇華成為最高的道德。誰批評台灣之子,誰就是本土叛徒;誰批評綠色執政,誰就是統派共犯。那種動輒得咎的言論檢查,恍然使人又回到過去的歷史情境。

文化主體的本土論述於此出現了破綻,從而轉型正義的概念也變得千瘡百孔。我很清楚台灣的媒體環境已經患了嚴重的疾病,當然也很明白威權體制隨時都準備復辟。正是在如此酷烈的歷史條件下,以改革自封的綠色執政,絕對有義務投入更形艱難的改革運動。新政權比舊政權做得更好時,本土論述的力量自然就應運而生。依賴爭取言論自由而崛起的新政權,每當選季到來,就開始散播檢驗政治立場的言論,懷疑這個,質疑那個,簡直患了被害妄想狂。有哪個社會是以威脅或悲情來追求主體的?

倘然經濟改革做得成功,豈會害怕媒體「唱衰經濟」?如果文化改造做到包容,豈會害怕媒體指控「分裂族群」?綠色執政七年之後,島上住民可以自問:我們的心靈有否得到真正的解放?我們的經濟有否比威權時代更加進步?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若是肯定的,台灣社會的主體才有建立的基礎,而轉型正義的理念也才有提出的依據。

期待未來的後代能夠看到,被詛咒的台灣不再被詛咒

有冤報冤,有仇報仇,絕對不可能引導台灣去追求主體,更不可能為台灣帶來正義。犯錯的、貪腐的,都屬舊政權;本土政權不會犯錯,如果真的犯錯,也應該給予諒解。這種溫存體貼的本土論述,將繼續創造島上住民的共同噩夢。

站在時間的一個峰頂,已經可以清楚看到,我的餘生絕對沒有機會見證真正的民主在台灣實現。然而,我不會因為看不到,就放棄了追求。年輕時期,看不到自己的四十歲,便已體會到必須學習對權力說出真話。現在站到嶺上,我看不到自己的七十歲,也看不到畢生理想將飄逝何處,但我更應該對權力說出真話。未來的謎底,現在還等待揭開。在和平民主真正到來之前,我將捍衛自己說話的權利,直到不能開口為止。我期待未來的後代能夠看到,被詛咒的台灣不再被詛咒。(本文與《文訊》三月號同步刊登)

【2007/02/28 聯合報】@ http://udn.com/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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